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的应用已不再局限于人与人的连接,也将人与物、物与物连接在一起。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能商贸、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应运而生。“智能+”让我们走入智能互联的数字化生活时代。
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正面临着源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双重挤压”的竞争压力,以及国内制造要素成本上升的经营压力。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拓展“智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并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
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赋能制造应时而生,中国制造业紧跟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步伐,抓住实现转型升级的难得机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智能化时代,“智能+”将接棒“互联网+”,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国际化先进制造业的新动能和风向标。
智能制造信息系统领域基础理论及应用研究专家、广州大学副校长孙延明团队结合近30年在制造业信息化、智能化等相关领域的教学、研究与社会实践经验,倾力打造《“智能+”制造——企业赋能之路》(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2月版),切合了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当前最典型的情境和需求。
洞察趋势,把握现实。由于“智能+”赋能制造企业受到技术变化快、应用领域广等因素影响,因此既要对未来技术发展方向及应用场景进行有效洞察,又要对制造企业的运营全面把握,对“智能+”制造进行讨论是一项兼具挑战性与创新性的工作。该书围绕什么是“智能+”制造、“智能+”制造与智能制造有何区别、“智能+”制造如何为企业赋能等当下制造业从业人员面临的现实问题,从技术管理视角入手,用科普性、管理和产业经济的话语体系加以回答和阐释,同时也针对中国制造企业的现实,尤其是发展瓶颈进行了分析与把握。由此,通过展望未来洞察趋势,通过深入情境把握现实,构成全书第一个特色。
拓展“智能”,超越“制造”。该书提出的“智能+”概念不仅仅是“人工智能技术+”,还要有机集成“互联网+”和“大数据+”,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三个主要方面“三位一体”的统一框架。“智能+”融合“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赋能传统制造业,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并衍生出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和新的组织形式,远远超出智能制造的范畴。智能制造的智能产品、智能工厂和智能供应链是实现工业4.0运营方式的过渡阶段,即制造层面的智能表现。该书强调“智能+”制造不能仅仅局限于智能产品、智能工厂和智能供应链等制造层面的制造模式,而应是智能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以互联网思维、大数据思维和人工智能思维为基础,驱动企业经营模式由产品和供应链转型为平台与生态系统。同时,它也是制造业由第二产业转变为与第三产业相融合的2.5产业或服务型制造,逐步蜕变为软件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智能经济过渡的基本方略和手段。由于“智能+”制造不仅涉及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等新经济范畴,也涉及新的商业模式、运营方式、组织形态等管理学范畴,还涉及新的制造模式下人机物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义、员工的职业发展重新规划等社会层面的内容。因此,该书基于智慧拓展智能、基于制造超越制造的特色凸显。
凸显过程,路径清晰。书中从产业和相关技术发展历史视角,梳理了“智能+”赋能制造的国内外发展现状,分析了中国“智能+”制造存在的瓶颈问题,指出中国“智能+”制造企业发展战略框架和路径,构建了“智能+”制造企业赋能方法体系,按照赋能场景、赋能方法和效能评价三个维度,结合文档云管理、海尔工业互联网平台、恒逸化工项目等典型案例,深度剖析了“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的具体方法。这种对于“智能+”过程的刻画和相关路径的分析,使得该书的应用价值得以彰显。因此,凸显过程、路径清晰成为该书另一大特色。
全书既深度刻画了“智能+”发展的前沿动态,又呈现了当前制造业的客观现实;既凸显了“智能+”对制造业转型的关键着力点,又展现了“智能+”对企业经营活动的“赋能”潜在价值;既可为经营管理人员在把握“智能+”制造“赋能”基础上更科学构建企业整体竞争力提供启示,又可为技术人员在明了智能制造外溢效应基础上,更精准构建智造活动提供路径指引。
我国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定位自身名副其实,理应享有发展中国家应有的权利和待遇,主动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意味着主动离开发展中国家阵营,危害性较大。
建议加快塑造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打造开放、宜居的全球性城市,来吸引全球跨国企业、虹吸全球高级人才、技术和资本为我国发展创新经济服务。
疫情之后的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将会呈现新的态势和发展趋势,但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本质和核心不会变。我们需要眼光向前,放眼未来,为后疫情时代做好准备。
疫情期间,高科技成为疫情防控的一支特殊而又关键的力量,这其中我们尤其要发挥好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优势,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支撑。
要将广东、浙江等地支持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的有力举措和实践经验在全国推广,各地结合实际、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真正做到全国“一盘棋”。
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治理能力在应对风险和挑战中受到考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集中体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法律的实施会面临很多复杂情况,需要充分发挥执法者的才智。每次突发事件的发生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和内在规律,应对措施不仅必须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还要符合突发事件的性质和规律,具有针对性和特殊性。
考虑到消费需求在我国总需求结构中的地位提升,以及服务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的地位提升,加上每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对消费需求和服务业增长的高敏感性,此次疫情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影响会显著大于根据历史经验所做的分析。
疫情是否为在线日,教育部号召“停课不停学”,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企业纷纷响应,但也有一些人将此看做在线教育发展的重要契机。在疫情的“拐点”还未来临之前,在线教育是否已迎来“拐点”已经成为讨论的热点。
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当前南南合作都处于较好的发展时期,如何把握住有利机遇,同时应对好相关挑战,应是坎帕拉首脑会议在讨论南南合作时要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
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消除绝对贫困的主战场在农村,全面小康的突出短板在“三农”。纵观世界,资源禀赋的多少并不能主导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我们应牢固树立“文化自信”,深刻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又要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深入推动中国同世界深入交流、互学互鉴。
新的征程已经起步,我们要振奋精神,闻鸡起舞,始终保持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腔热情、那么一种精神,向着美好的朝阳出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
走过70年的历程,新中国教育成就斐然。在历史的坐标轴上观察中国教育的发展,从国家重大政策的演变中加强对教育事业的规律性认识,可以为中国教育的持续发展铸好磐石之基。
充分利用5G的技术领先优势,让5G成为媒体传播的“硬抓手”,更好地诠释优秀文化、传播精神价值,切实提高媒体传播效果。
如果我们可以推进全球优秀人才向中国移动,就能够快速提升我国产业结构的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在收入和福利上的差距。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大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力点,深刻体现了新时代的新要求和新特征。
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逆风再起的背景下,中国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方面的角色日益突显,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聚焦所在和信心与动力源。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概念文件,旗帜鲜明地倡导“共同发展”价值,为反思历史、检视当下、走向未来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要对中印关系把舵定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规划中印关系百年大计,为中印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内生动力,携手实现中印两大文明伟大复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赋予中印关系新的内涵。